包飞扬说道：“对利民化工厂的情况，我们要本着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的原则，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处理。”

“我认为，利民农药厂是在老农药厂的前身发展起来的，但陈家和利民化工厂有很大的功劳，据我所知，当时利民化工厂并没有向农药厂投入资金、设备，仅仅是通过管理机制的转变，经营方式的改变，促成了农药厂的新生。陈家居功至伟，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给陈家一定的干股，这个比例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陈利民皱了皱眉头，就算百分之五十，陈家也觉得非常吃亏，毕竟原来一个快要倒闭的厂子，他们虽然没有投钱，但也是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其他资源，一手缔造了现在的利民农药厂，现在政府直接要拿走一半，他觉得很难受。

“包区长，就当时来说，我们是帮助政府解决了农药厂这个大包袱，当时的农药厂欠了银行的钱，欠了工人的钱，还欠了供货商的钱，甚至还欠了一些客户的赔偿，这些欠债足以让当时的农药厂赔个精光……我们没有要政府的一分钱，不但将这些欠债都还上了，还将农药厂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政府不能一句话就又将厂子给收回去吧？我觉得，农药厂的增值部分，应该属于利民化工厂……”

包飞扬微微点了点头：“陈总，你不要着急，我刚刚说了，我们必须要尊重事实，也要尊重历史，你刚刚说的这些情况，都是事实，陈家对农药厂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同样的……我们也要尊重历史，历史是什么？在当时，利民化工厂就是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正因为利民化工厂戴上了红帽子，才能在当时的条件下生存、发展……”

“戴上红帽子，利民化工厂就拥有了集体企业的身份，拥有了红帽子企业的经营便利。戴上红帽子，拥有了集体企业的身份，当然并不是说政府将企业收归集体所有，但是利民化工厂享受到了红帽子的便利，也要享受红帽子企业的义务，利民化工厂接受政府对农药厂的托管，将农药厂搞起来了，是有功劳的，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农药厂增值的部分都属于利民化工厂，那是不是政府还要将利民农药厂还掉的债还还给你们？没有农药厂，也就没有现在的利民农药厂，这个历史事实，大家还是要尊重的！”

包飞扬不可能同意陈利民的说法，将农药厂增值的部分全都算给利民化工厂，农药厂是集体企业，包飞扬要是这样做了，纪检部门肯定要请他去喝茶。而且陈利民这样的要求也完全没有道理，这就好像一个快要倒闭的企业聘请了一个职业经理人，这个经理人带着自己的团队进驻公司，让公司起死回生，总不能因此就将整个企业都划归这个职业经理人。陈利民和利民化工厂就是这个职业经理人和团队，他们确实对农药厂的起死回生，以及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但不能说农药厂就是陈家或者是利民化工厂的，这在法理上说不通。

更何况，利民化工厂也借助农药厂进入了农药生产领域，农药厂依然生产农药，而利民化工厂则进入了合成农药中间体的生产，然后逐渐发展成为华东地区比较大的农药中间体生产厂。如果没有农药厂，没有红帽子，利民化工厂也发展不起来。

包飞扬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大家都需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沟通和妥协，包飞扬不会死咬着农药厂是集体资产，那就一分一毫不能损失，陈家对农药厂的贡献还是要承认的，但是陈家的要求他也不可能答应。不仅仅是农药厂不可能全部划归陈利民所有，就连利民化工厂，当年戴了红帽子，享受了红帽子的便利，现在要改制成为完全的私营企业，利民化工厂也必须给集体一定的补偿。

陈家有很多人不甘心，认为集体在利民化工厂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给予任何投入，现在还要从化工厂身上挖下一块，这不合理。

但是正如包飞扬所说，大家要尊重历史，在其他地方改制的过程中，不乏将红帽子企业直接收归公有的，因为从法理上来说，当初私人企业挂靠集体，不少企业就变成了集体企业，那如今集体申明对企业的产权，是完全合法的。

类似的案例，也是闹出了不少矛盾和事情。

陈利民对此也是清楚的，他知道很多地方的红帽子企业都没有发还给个人，当然大部分红帽子企业还是还给个人了，这其中涉及的因素就比较复杂了。陈利民也想私底下找包飞扬和区里的领导沟通，不过包飞扬现在主抓企业改制工作，得到了熊必红的支持，其他人很难插手，而包飞扬又明确拒绝，要按规定执行，几次碰壁以后，陈利民也是知道这条路走不通。

而经过包飞扬的一番解释，陈利民也是不得不接受了那番尊重历史和事实的说法，他不接受也没有办法。他不接受，利民农药厂乃至利民化工厂头上的红帽子就摘不掉，企业就是集体的。与其这样僵持，还不如舍弃一部分损失，彻底解决这个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