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铺镇外，一队影武士学员列队晨跑归来，尚未习惯这种生活方式的他们累得直喘粗气，脚下的步子格外沉重，吭哧吭哧踏出的响动隔着老远都能听见。

公共食堂那边人满为患，因为昨夜接回来的一群流浪孩童正在食堂门口排队领食，加上晨练结束的机动骑兵和学员，以及自愿在食堂搭伙的村民与平民，食堂门口排了至少有一两百号人。

安秉臣排在这条长龙的最后，他看到前面的孩子们都理了发洗了澡，每个人换上一身扯去肩章和臂章的互助会蓝色棉布制服，虽然怎么看都有些偏大，但总比他们原先的破衣烂衫好得多。

排在后面的田建明注意到他的视线，于是开口道：“这已经是最近发现的第二批孩子，都是没有成年人照顾的无助群体。”战争威胁和生存危机导致许多家庭颠沛流离，与孩子失散的亲人们虽然未必有心遗弃，但在社会结构崩塌，以及通讯手段失效的情况下，这些成年人通常是有心无力。

“全都收下来，有病的治病，身体健康的组织起来做点事。”

“能做什么事？”田建明问，这些被互助会收留的孩子现在已经有差不多两百多人，年龄从六七岁到十四五岁，不知道他们能做些什么？

安秉臣悠然一笑：“组建童子军，让他们到城里去负责派发粮食。”

田建明眼前顿时一亮，这倒是个好主意。持续运入城内的粮食属于互助会所有，但粮食的运送和发放都需要人员运作，没有人会公开反对救济灾民，可是把守城南的国防军第91师却坚持不允许超过百人以上的互助会武装部队进入城内，发展到后来甚至连运送粮食的村民都被算在这百人限制之内，双方因此发生过多次激烈争执。

安秉臣没有和李大同通气，他不认为李大同会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不认为自己出面找李大同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作为城内数万孤军的首领，李大同也要给手下人一个交代，很多时候事情不是两位头目一口就能说定那么简单。执事团坚决反对将粮食直接交给城内驻军，凭什么让他们转手得个好名？而且谁也不敢保证到底有多少粮食能落到饥民手里，李大同的手段，大家都是清楚的。

现在这些流浪儿童的出现，正好给了解决此事的一个契机，不带武器的小孩，恰好是分配发放粮食的最合适人选。何昌发派出的六位老民兵带着三十来个武装村民压阵，应该足够了。

“那么，安会长，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采访了吗？”田建明身后的舒尔茨急切地插话，打断了安秉臣的思考。

舒尔茨不会说中文，只能靠田建明居中翻译，但他的英文又不怎么好，所以双方的交流不是很通畅。有时候本来是他和安秉臣说着说着，后来就变成田建明和安秉臣开始拉家常，急得这位德国记者几欲抓耳挠腮。来到这里快一个月了，好容易才得到这次正式访谈的机会，可这年轻的军阀头子压根没把自己当盘菜，他能不着急吗？

“刚才您说到，分饼人才是人类文明最大的威胁。那么，我想问，互助会如何防止自身内部滋生出新的分饼人？”

安秉臣拿着一只擦得逞亮的铝饭盒，站在人堆里，丝毫不为周围的嘈杂声所扰：“除了极少数穷凶极恶的独夫民贼，有相当数量的分饼人通常诞生于官僚体系。我承认，官僚是任何政治制度都绕不过去的社会基础架构。只要人类还需要社会组织，那就必然需要衔接每一个人的节点，每个节点就是一个官僚，官僚组成的体系就是一张官僚网络，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官场。”

“在这个系统里，每个节点本来被赋予的意义是保证通畅，但却经常成为阻塞的主要缘由。无论每个官僚的私德曾经有多么崇高，但他们最终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分配权来牟利赚名，古今中外绝少有例外，这是人性的必然。在道德与权力的对抗中，后者总是十战九胜的赢家，偶尔输掉的那一场当然不能用来证明道德的优势。没有看到这一点，可以解释为愚蠢，拒绝承认这一点，那要么是幼稚，要么可以称为居心叵测。”

“互助会的解决之道很简单。第一，我们拥有完全透明的内部信息网络，全天候的监督将始终伴随着权力而来，没有人可以例外，除非选择退出这个团体，成为互助会庇护下的平民。

第二，所有官员对资源分配的左右权力极为有限，而且还会越来越低，资源的分配最终将由人工智能系统来完成。我们的执事、组长其实只是事务官，而不是主宰一切包揽一切的救世主。人注定不能成为神，试图染指神的位置只会给自己带来羞辱，也会给别人带来巨大危险。”

舒尔茨在笔记簿上飞快地书写着：“我知道，你说的是智库，我听到过这个名字。但我想问的是，对官员们的全天候监控是否可能对他们的个人*造成非法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