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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一章 取于民用于民难道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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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要君前失仪!”

看着众臣错愕的样子,张居正沉声说了这么一句。

文渊阁中的大臣们这才是各个站起,按照平曰的顺序分列两边,这屋中的气氛变得平静下来,看着又恢复到皇帝刚进来的时候。

谁都能看出来万历的情绪已经很低沉,已经闹到了这样的地步,刚才更是将太后娘娘这尊大神都抬了出来,难道还要继续争下去吗?

争,和皇帝闹僵了绝无好处,不争,要真是皇帝下旨,在天津也推行平安牌子,那万万不能。

商税一事,明初山西为下属某县县令请功,因为该县收取商税超过了额度,并且大为增加,但请功的文报发到京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却认为此人太能盘剥,判了个流放西北。

自此之后,上下官员对收税该如何应对,就有个大概的判断了,税赋过重为苛刻,不收少收则为体恤民情。当然,田赋是不能少收的,在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眼中,耕田的百姓平民缴纳田赋捐税,这是天经地义的。

大明立国前后,四下战乱,民生凋敝,地方上破坏的极为严重,工商业上也的确收不上什么税赋。

到了弘治年的时候,民生已经恢复元气,经济繁荣,工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但当时秉承的政策和明初没有什么区别。

有杭州地方官收税,只在衙门门口摆下一张桌子,一个箱子,桌子上放着笔墨纸砚和一本账簿,箱子是个半开口的木箱。

贴的告示是请杭州商户自行在账簿上登记生意进出,然后朝着那箱子中丢进银钱算作缴税,桌子和箱子旁边并无人看守,全凭个人的自觉,没有人是傻子,这套家什在衙门门口摆了三个月,一共收上七百文钱。

这等像是笑话的举动,却被时人交相称颂。认为可以和唐太宗李世民的事迹相提并论——唐太宗李世民放死囚回家和家人团聚,然后死囚在约定的期限内都准时回来,李世民大赦了他们的事迹。

这门前自愿自行缴税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君子不贪钱财,不苛求百姓的美德,成为一时的美谈。

历经正德、嘉靖、隆庆到如今,收取商税,必然被称为是盘剥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禽兽之行,反之则是让民生安乐君子之举。

唯一还有些效力的商税收取,就是自杭州到京师这条大运河上设置的七个税关,船只过税关都要进行货物查验,按照所载货物的价值进行收税,可这七个税关徇私贪墨极为的严重,更别说许多货物都是通过免税免检的漕船来运输,压根收不到什么。

商税税制败坏,形同虚设,前期有前期的原因,到了中后期,却又有不同,大明南方有远超北方的经济繁荣。

这种经济繁荣又带来了教育程度的提高,江南的富农给子女提供的教育程度,北方往往要中小地主才能做到。

教育程度又决定了科举成绩的好坏,这又决定了在官场中江南人士的多寡,尽管科举取士有南六北四的硬姓比例,但身在高位的文官大佬,几乎都是南人出身。

高官往往意味着他家里的富贵,即便家里短暂不能富贵,他也需要来自家乡的人脉和财力的支持。

换句话说,大明中上层官员往往都是出身于江南的富贵阶层,而这个阶层的繁荣富贵,是和工商业分不开的。

或许在初始的时候是依靠土地进行剥削,但真正的增长是在工商业繁盛起来之后,江南大富之家,或许不是大地主,但肯定是大商人和大作坊主。

他们和海上贸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也是商税的税基主体,所以商税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碰触的底线。

收取商税,就是对他们切身利益构成了损害,任何试图进行这个举动的人都被视为敌人,都会面临整个江南士绅阶层的压力。

这个阶层,他们的子弟不断的成为大明中枢的高官显贵,不断的维护这个阶层,这个阶层又依靠着这个维护不断的膨胀,然后周而复返,成为了一个不能碰触的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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