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年轻人大约二十七八岁，身形高大，相貌俊伟，气势威猛，一看就是一员彪悍战将。此人叫秦琼，字叔宝，历城人，出身官宦世家，早年从军，曾镇戍北疆，以越骑校尉职效力于时为右御卫将军的来护儿帐下，为来护儿所器重。秦琼母亲去世时，来护儿还特意派人吊唁。依照丁忧之制，秦琼去职，为母守孝三年。三年未满，家乡却遭到贼人的洗劫，秦琼不得不组织乡团以自守。恰在这时，郡丞张须陀征调宗团乡团组建地方军，秦琼遂率乡团应征。秦琼的特殊身份当即引起了张须陀的重视，辟其为郡府兵曹书佐，主掌兵事，引为亲信，并授其为历城团团主，统率一千精兵随其剿贼。

“秦兵司，对鲁郡局势的变化，你有何见解？”张须陀忽然问道。

秦琼神情凝重，没有马上回答。

杨潜英俊的面庞上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张须陀显然看出了藏在徐州贼背后的一些秘密，但以张须陀的身份地位，不知道这些秘密，远比知道这些秘密强，所以张须陀很有自知之明，他根本不去探究这些秘密，而是面对眼前的现实，既然徐州贼来了，鲁郡陷入两股贼军的夹击之中，那么张须陀的剿贼之计就要做出调整，以免把鲁郡推进“水深火热”的困境。

秦琼思索了片刻，略略迟疑后，开口说道，“明公，徐州贼劫了通济渠上的重兵船队，这一消息到底是真，还是假？”

张须陀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上层的政治斗争向来血腥而残忍，皇统之争就是鲜活的例子，虽然今上最终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但代价是兄弟阋墙，而受其连累的权贵、鹰扬卫和普罗大众更是高达几十万之多。张须陀不想牵涉到大权贵的“厮杀”中，但杨潜开了头，秦琼又紧随其后，这说明事实很残酷，他想躲都躲不掉。

“事关重大，段使君不会听信谣言，以讹传讹。”张须陀说道。

“贼人终究是乌合之众，即便劫掠了重兵，也不会让他们的武力瞬间暴涨。”秦琼声音浑厚低沉，透出一股刚毅和肃杀之气，“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从通济渠到蒙山，不但有数百里之遥，更要横穿彭城郡，而左骁卫府董将军乃中土名将，卫府名帅，岂能让一支劫掠了重兵的贼军逃出彭城，逃出他的手掌心？”

“还有一个重点。”杨潜忽然插话道，“徐州贼劫掠重兵后，最快捷最安全的逃窜路线是渡淮南下，而横跨彭城北逃蒙山，则是最困难、最危险的选择，但徐州贼偏偏选择了最危险的逃亡线路，而且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竟然成功了。这是董将军的耻辱，一世英名付诸流水。东都会追究他的罪责，董将军这次肯定是在劫难逃了。只是，董将军为何会马失前蹄？董将军这一马失前蹄，他个人的确受伤不小，但受伤害最大的却是齐鲁。齐鲁受到了伤害，局势不断恶化，必然会影响到东征。”

“董将军的事，就不要再说了。”张须陀断然打断了杨潜的话，“徐州贼已经上了蒙山，而琅琊郡本来就只有一个鹰扬府，主力又给征调而走，可谓形势险恶，危在旦夕。假若王薄、孟让突围南下，与徐州贼会师蒙山，那么琅琊郡极有可能失陷。所以我们现在要商讨的，是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剿杀长白山诸贼。段使君来书，详细告之徐州贼为祸曲阜、威胁瑕丘一事，其目的正在如此。他的处境很不好，假若我们不能及时伸以援手，必定陷入腹背受敌之困境。”

杨潜神色如常，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浅笑，并没有因为张须陀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而不满，“对段使君来说，蒙山上的徐州贼已经让他手忙脚乱，假若再让王薄、孟让也上了蒙山，恐怕他的日子也不比琅琊郡的窦使君好过。”

张须陀马上听出了杨潜话中的意思。段文操不会让王薄、孟让突破巨平、梁父一线杀上蒙山，而做为齐鲁贵族集团的大佬，段文操并不只有武力阻截一个办法，所以，王薄和孟让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有可能调转马头，重新杀回齐郡。换句话说，段文操把徐州贼上蒙山一事详细告之，实际上是在转移张须陀的注意力，麻痹张须陀，混淆视听，从而给王薄、孟让“杀个回马枪”创造机会。

张须陀那张削瘦而威严的面庞露出深思之色。

他已年仅五十，常年的戎马生涯让他保持了矫健的身形和健康的体魄，但两鬓上早生的华发，额头上深深的皱纹，还有那双隐含着忧郁的眼睛，却透露出其身心的疲惫。军队里的事复杂，地方上的事就更复杂，而他做为一个卫府老军，打了一辈子仗，都快老了，却被“赶”出了军队，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挣扎着，这对他而言是一种痛苦，一种煎熬，一种变相的惩罚。他看不到希望，但他又不甘心，他深藏于内心的抱负就像风雨中不灭的火苗，顽强地燃烧着，支撑着他坚持下去。他感觉很累，他在疲惫中寻找着那一丝可能存在的渺茫希望，为了这渺茫的希望，他不得不举起刀，不得不去杀人，但血腥却让他愈发的绝望，让他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罪恶感。

张须陀沉思良久，然后缓缓转目望向秦琼。